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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代印刷物证的新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与印刷有关的古代文物时有发现,为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有力的物证。譬如:1986、1990年分别于甘肃天水放马滩汉代墓葬群、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出土西汉古纸数种;1974年西安出土唐代早期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1990年湖北英山县出土毕升墓碑;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西夏文《吉祥遍至□和本续》等。以上四例,除西汉纸出土一例外,其余三例余均直接参加了考察、论证与鉴定。其中,余曾二赴英山(彩图6-2),并参加了1995年12月26至28日在英山召开的、有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和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参加的"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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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6-2

    参加了1996年文化部主持召开的"西夏文佛经《本续》是木活字版印本研究项目鉴定会"和1996年12月26日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对"陕西省出土唐代早期印刷品及有关文物的复鉴会议"。仅就上述直接参加论证与鉴定、掌握第一手资料和于印刷史研究颇为重要的三项,简要、如实记述如下:

一、唐初印刷品佛教经咒的出土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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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

    1996年11月20日,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1974-1990年间在西安出土的五件陀罗尼经咒印本及伴随出土的铜镜、铜臂钏等文物进行了省级鉴定。其中年代最早的印本陀罗尼经咒,是1974年在西安柴油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这件陀罗尼经咒,长27厘米,宽26厘米,质地为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为三部分,正中是一长六厘米、宽七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福"四字(框位缺字似应为"冥"字);方框外环四周是梵文经咒印文、印文四边围以三重双线边框,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图6-3)。根据印本质地、文字和图案的风格特点,以及同墓出土的随葬品铜镜和盛装经咒的铜臂钏均系唐初或隋朝制品,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为唐初印刷品。尽管对此件经咒的刻印时间还有不同意见,但综合经咒本身的特徵和随葬物的年代,此件为唐早期印品的鉴定意见是可信的。另外四件经咒的印刷年代,各鉴定委员虽看法不同,但其均系唐代印品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无疑,唐代五件陀罗尼经咒印本的出土,是近二十多年来有关印刷文物的重大发现,对印刷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毕升墓碑的出土和认定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图6-4),墓碑中间竖刻阳文大字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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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毕升画像和英山出土的毕升墓碑拓片
在考妣姓名两侧: 故先考毕升神主

故先妣李氏妙音

左刻:孝子 毕嘉 毕文

毕成 毕荣

孙男

毕文显

毕文斌

毕文忠

右刻:“皇□四年二月初七日”等字样。

    毕升墓碑出土后,引起湖北省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等各界的普遍关注,并组织各有关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几年的勘察,又在附近发现了毕升之孙毕文忠墓和另一毕氏墓毕卅八墓以及与毕氏墓有关的多种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这几处墓葬皆为宋代墓,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10月14-16日在英山召开了有六位湖北省省级考古专家参加的"毕升研讨会"。专家们再次到墓地作实地考察,并对毕升墓碑作出正式鉴定:"根据毕升墓碑的形制、花纹及碑文内容考证,确定此碑是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所立,墓主即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此后,1994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认定小组又根据该碑的形制、花纹和碑文内容,将其认定为国家一级馆藏文物。然而鉴定此碑,关系重大,国内外史学界也颇为关注,加之,部分学者对此碑之确认尚持怀疑态度。有鉴于此,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又于1995年12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印刷博物馆、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英山县人民政府等六个单位联合召开了"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和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刘杲以及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亲赴草盘地一带对毕升、毕文忠墓地作实地考察(图6-5),并于仔细察看毕升墓碑及相关文物和反覆论证之后,对英山墓碑作出了"初步认定湖北英山发现的毕升碑是北宋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的墓碑"的认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老先生还赋诗四首,以志纪念。诗云:

    名姓昭昭见梦溪, 千年行迹至今迷;

    英山考古有新获, 识得淮南老布衣。

    神主毕升伴妙音, 模糊岁月尚堪寻;

    半边皇字尚留白, 一字分明值万金。

    一颗摩尼不染尘, 双圆日月字轻分;

    皇权年号同仇忾, 斧凿还应是义民。

    一石广招万口传, 披荆斩棘共跻攀;

    读碑我慕杨观海, 雕字分明是宋刊。

    湖北英山发现的毕升墓碑,历经五年之久的勘察与考证,其间又经过省级考古专家、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认定小组和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老先生亲自参加的"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的三次认定,应该说,此碑确系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之墓碑,英山是毕升故里是可信的。这是中国印刷史乃至文化史的一次重大发现。这次发现所提供的线索和依据,为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生平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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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与会代表在睡狮山麓对毕升墓地作实地考查

三、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的发现和鉴定

    1991年9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以下简称《本续》)九册,约十万字。皆为蝴蝶装本。据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研究考证,认为此经卷为十二世纪下半纪的西夏中后期遗物,系木活字印本。

    1996年11月6日,由文化部科技司主持召开了"西夏文佛经《本续》是木活字版印本研究项目鉴定会"。与会鉴定委员认真听取了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汇报,仔细考察和研究了《本续》原件和有关论文资料,并就牛达生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

    西夏文佛经《本续》,版框栏线接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衔接,墨色浓淡不匀,印背透墨深浅不同,同一面出现的同一字的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错排、漏排,以及页码数字倒置等现象,具有典型的活字本特徵。《本续》为活字版印本无疑。
根据《本续》活字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和印品精良,以及字行间出现的竹片(或木片)隔行痕迹(行间出现的长短不一的线条),可以断定它是木活字版印本。

    经过热烈、认真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为西夏中晚期(公元1180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其中,时间判断的依据是该佛塔出土文物中标有纪年者没有晚于1180年者。

    西夏文木活字本实物的出土,对中国印刷史、尤其是活字印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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