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时期的社会环境及印刷术发展概况

    “古代篇”所记述的，是印刷术从开始推广应用，到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前的印刷史“古代时期”，起于公元七世纪的唐初，迄于十九世纪的清末，时约一千二百多年。这一千二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创造印刷辉煌的年代，因此也是中国对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封建王朝的长期统治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推动、促成了印刷术及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加速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又因其重文轻工和历代焚书、禁书、文字狱等种种弊端，限制和阻碍了印刷术向机械化方向地进一步发展，致使西方后来居上。这是今日印刷同仁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的。

第一节　社会文化环境的促进和制约

一、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推动

    古代的中国，自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之后，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实现了南北统一的隋朝；至公元618年，开始了以唐朝为始，直至清末，长达一千多年的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其间虽经唐、五代、宋(包括与宋同时期的辽金西夏和蒙古)、元、明、清数朝，但从总体上看，中国这段时间主要处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之下。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统一，文化事业才能发展，科学技术才能进步。印刷术在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得到了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与繁荣。归纳起来，推动印刷术及印刷事业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科举制度的确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知人善任、勇于纳谏的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使中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治武功，盛况空前。尤其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处在国泰民安、四夷诚服、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宗教盛行、科技进步，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环境中。印刷术也因此进入了它的初期推广应用期。

    五代虽短，但梁、唐、晋、汉、周五朝，继唐遗制，对文化事业非但未作重大破坏，相反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大规模刻印工程──冯道刻《九经》。客观上这与从事这一事业的四朝元老冯道，五代景威(今沧州相国庄)人，距余故里二十余里，前托人访，言此庄已无冯姓人，亦无冯道寸迹遗留。或因冯道历事四朝十君为后人鄙视，其后裔迁离此地之故吧? 然冯道刻《九经》，为中国监本之始，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却功不可没。不无关系。朝代更替，《九经》刻印未曾易人，使这一工程得以完成，为宋代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朝重文轻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不仅继承唐朝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且不论出身门第，大大激发了中下层人民子弟发奋读书、以求出人头地的愿望，从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加之皇帝及各级臣僚的重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太学、律学、宗学、武学、道学、算学、州学、郡学、军学、县学，以及民间富户办的私学，比比皆是。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对书籍的需求，印刷业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几个统计数字雄辩地证明了科举制度与教育事业以至出版印刷业之间的紧密相关、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宋代，凡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最多的地区，必是当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和出版印刷业比较兴旺的地区。据统计，宋代的两浙(今浙江)、福建、成都(今四川)、江南西(今江西)、江南东(今江苏)等五个地区共考中进士二万四千一百七十二名，占全国考中进士总数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六名的百分之八十四；而同一时期这五个地区印书一千一百六十八种，占全国印书总数一千三百零三种的百分之九十。参见钱存训着《纸和印刷》第339页，科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的数字和现实，势必会对尔后数代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印刷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元、明、清三代──尽管元、清二朝为北方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均沿用唐宋科举取士制度，教育事业仍在维持或发展，服务于教育事业的官私机构的建立和对教材课本以及相关读物的广泛需求，促使出版印刷事业持续发展。自唐至清长达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实行和完善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推动印刷术及印刷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事业的发展和普及

    自唐迄清，几乎历朝政府都崇信佛教，且在宗教信仰方面兼收并蓄，使得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事业得以持续发展和普及。现存唐代早期印刷品，大都出自佛教徒之手，历史上大规模印刷工程，譬如宋代的《开宝藏》、《福州东禅寺大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以及道教刻印的《万寿道藏》，辽代的《辽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蒙文大藏》、《西夏文大藏》、《藏文大藏》，明代的《南藏》、《北藏》、《武林方册大藏》、《嘉兴藏》、《番藏》和道教的《正统道藏》，清代的《龙藏》、《满文大藏》、《藏文大藏》等为数众多而又卷帙浩繁的宗教经典，以及不胜枚举的其它宗教书籍的刻印，千余年间，从未间断。无疑，它会给印刷术及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

3.以儒学治国的长期实施

    中国古代长期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而历代封建王朝无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孔子创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历史上，朝代虽不断更迭，但以儒学治国之道始终未变，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儒家为适应各个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还不断地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所欢迎、采用。使得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儒家学说既为封建王朝所利用，而成为统治学术思想、进而变成治国安民的最高教条，自需儒学经书和各种相关著作的长期、大量印制。元、明、清三代，更于府、厅、州、县设立学校，供生员读书。《五经》、《四书》等儒学经书成为学校必读之教材。再者，儒学在历朝从未间断地尊崇，势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印刷事业发展的推动力。正是儒学的兴盛，使得各地本已林立的学校和书院平添了无限的动力。它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科举考试又以儒家思想和著作为基础。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科举取士、学校教学、儒家著作，又都仰赖于印刷。凡此种种，大大提高了出版印刷业在历朝统治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4.历代统治者对出版印刷业的重视

    印刷术在唐朝开始推广应用，得力于佛教徒大量复制佛教经咒的需要；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则除佛教经典的复制之外，又得力于儒家经典的刻印，以及科举制度的施行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上述这些，又都仰赖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由五代时期四朝元老冯道在各帝王支持下，首开大规模儒家经典《九经》之刻印，为历代政府刻书之先导；而毋昭裔的业绩又以儒家宣传刻印书籍功德之典型，成为后世家刻之先驱。冯道、毋昭裔当时都是政府要员，又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鼓励。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不久，即委派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开雕多达五千余卷的《开宝藏》。宋太祖之后，宋太宗又敕令李?等开馆纂修了《太平编类》、《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三部大书，而且宋太宗于《太平编类》写成之后，每日亲自于修文殿御览三卷，一年读完，故更名为《太平御览》。随后，宋真宗又命王钦若、杨亿等纂修了一部一千卷的《册府元龟》，并亲笔作序。仅此数例，已见帝王重视出版印刷之一斑。上行下效，皇帝的身体力行，必然导致王公大臣以至平民百姓的效仿和宋读书、刻书良好风气的形成。印刷事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后，元、明、清各朝，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宋代这种风气，对以出版印刷书籍为中心的文化事业颇为重视。这种来自统治者的重视，成为中国印刷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历代焚书、禁书和文字狱的桎梏

    焚书、禁书和文字狱，是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维护独裁统治的惯用伎俩。早在两千余年前的先秦时期已开其端，其后各朝时有发生。

1.焚书

    提到焚书，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焚书事件，秦始皇既非最早，更非独有。作为禁锢人民思想、维护独裁统治的措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发生。

    举例参见李兴才《古代焚书与印刷物证》，载1997年《中华印刷科技年报》。如下：

    先秦时期商鞅为秦变法，曾"教秦孝公……燔诗书，明法令"。韩非子亦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秦朝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宫，大批典籍毁于一炬。

    汉代王莽之乱，汉都沦为火海，焚书三万余卷；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在都城洛阳焚毁书籍无数。

    晋代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前赵刘曜、王强入洛阳，焚毁水经、谷水注二学。史称"永嘉之祸"。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司徒崔浩不喜佛法，每言于帝，帝从之，遂"……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又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

    据《隋书·经籍志》载："齐永明中(约487年)，秘书丞王亮，监谢??，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502年)，兵火延烧秘阁，经籍尽毁……"。
    

    以上数例，所焚者，虽既非印刷书籍，又非尽由帝王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所为，但其对中国典籍之保存留传以至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却是一样的。印刷术推广应用之后，也不乏焚书劣行。譬如，唐朝本为尊崇佛教、佛教盛行的朝代，现存唐代早期印刷品，几乎都是佛教徒刻印的佛教经咒。可就是在尊崇佛教的唐朝，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焚书最多的毁寺焚经事件：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唐武宗此次毁寺焚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姑且不论。单就对印刷史的研究论之，后果是严重的。因此前中国正处在印刷术早期推广应用期，从事印刷实践者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寺庙中的僧尼。这次毁寺焚经使印刷史上极为重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印刷品荡然无存，使后人难以找到唐代初期的印刷实物。迄今为止，虽有吐鲁番出土的带有武后制字的《妙法莲花经》、韩国庆州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等几件早期印刷品，但均出自寺庙之外，为当时幸存者。给今日印刷史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而也导致了许多无谓的争议。

2.禁书和文字狱

    禁书与焚书，密切相关。历史上，凡是为控制人民思想、维护独裁统治意义上的禁书与焚书，不包括因战火所焚之书。简直就是同意语。客观上，凡查禁之书必焚毁，而焚毁之书又必是禁书。而历代之焚书、禁书又往往同政府搞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联系在一起。慕湘先生为魏隐儒着《中国古籍印刷史》作序云：

    "但揆之史籍，历代经籍艺文志所录诸书，几乎多数有目无书。究其原因，其一为封建皇朝之禁毁，上自秦始皇之焚书，隋炀帝之禁纬，下至明清之文字狱；又有历代佞臣如宋之蔡京、秦桧等之毁书；凡与帝王佞臣有碍之书，几乎毁灭殆尽。"

    正如慕湘先生此言："凡与帝王佞臣有碍之书，几乎毁灭殆尽"。这是历朝统治者在其登基之后即刻着手要作的、禁止或销毁有碍其统治和权威的书籍的必然恶果。自元经明至清，于此犹甚。元、明、清三朝中，元、清二朝，因系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创建，立国初期，受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是必然的。元、清二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消除对他们的不满情绪，文武兼施。一方面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通过禁书、焚书、文字狱，压制文人，消除隐患。因此，禁书、焚书和文字狱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可以从清代通过修订《四库全书》而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浩劫中，领略历朝焚书、禁书和文字狱原由、内幕之一斑。

    清代始祖本系女真族，世居东北宁古塔鄂多伦城。于明初设建州卫。到努尔哈赤时曾受明朝封号，为"龙虎将军"。后逐渐强大，改号"后金"。到皇太极继位，为防汉族因金朝侵宋而对其持仇视态度，故又改国号为清。入主中原统一华夏之后，对前朝明人著作中称其为"建州奴酋"和"建州夷"深感不快，更对过去曾称臣于明和曾受明封号这一事实耻于称认。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来消灭明人著作中的有关记载。这就意味着要消毁大量有关图书和通过大设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措施，镇压和消除汉族人民强烈的反清复明意识，以维护其独裁统治。遂于康、雍、乾年间大兴文字狱，对汉族人民大行杀戮。譬如"庄廷??案"，因庄廷??于顺治间购得明故相乌程朱国桢明史稿，招聘名士修辑并补入崇祯朝事，辑成《明史辑略》，内多触讳之语，为清廷征知，遂成大狱。将庄廷??(已死)挖墓焚骨，累及全家，牵连致死七十多人；又如"戴名世案"：戴名世本为清康熙进士，官职编修，因其留心于明代史事，访得明代遗老，考求明代故事，所着《南山集》用了明代永历年号，为左都御史赵甲乔所弹劾。事下刑部，竟坐大逆伏法，株连获遣者数十人。仅此二例，足见清代文化统治之严厉。且类似文字狱案，屡见不鲜。犯者残遭杀戮，株连九族；参与修订、作序，甚至刻印、售卖之人，也牵连在内，残遭杀害。致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倍受摧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写书刻书小心翼翼。甚至书中"胡"、"虎"、 "夷"、 "狱"之类的字也不敢刻印，以空白或黑钉代之。

    乾隆年间，弘历当政，为消除上述隐患，更是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一条"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搜尽全国图书，以消灭一切违碍文字，搞一个'寓禁于征'的妙计"。从乾隆三十七年(1773年)起，一再发出访求遗书的诏旨，其求书目的也在逐次诏旨中逐渐暴露无遗。

    首发诏旨中说："今内府藏书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第二年再下诏旨云："民间藏书，无论刻本、写本，都要借抄，抄后仍将原本还给，岂可独抱密文不欲公之同好。既或字义偶有触碍，亦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何必过于畏首畏尾"。并一再声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或有妄诞字句，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谕其家不必收存。"

    再后诏旨，真像毕露，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并威胁说："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在清廷严辞恐吓之下，全国各地到处张贴黄榜，晓谕搜集，甚至明查暗访，唯恐搜罗未尽、遣漏受责。乾隆一朝，半个世纪有余，搜罗群书，全力以赴，意在把全国图书一网打尽。各地搜获之书，陆续进呈，计得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六种。这一万余种古籍，最后焚毁约八千种。另有各地呈作《四库全书》底本者，由四库馆审定，其中应焚毁者，由四库馆奏准销毁。二者相加，焚毁图书约万余种。加之，民间为避祸自毁者更是不计其数。如此浩劫，世所罕见，让人痛心疾首。毫无疑义，这势必禁锢人们的思想，给出版印刷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无形的阻滞和桎梏。仔细分析，中国古代历代禁书、焚书和文字狱给出版印刷乃至文化事业造成的危害远不止此。中国自唐迄清一千多年居世领先的出版印刷业，何以未能从新闻出版方面得以扩展?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处在印刷术初步应用推广期，就有《开元杂报》之印制；宋代除官办邸报外，有不少刊登小道新闻的小报在印发，何以元、明、清三代报纸印刷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除了历代封建帝王的独裁统治之外，历代焚书、禁书和文字狱恐怕难逃其责!

三、重文轻工等传统意识的制约

    古代的中国，长期处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之下。而历代帝王又无不重文轻工。重文，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文明古国；轻工，就印刷而言，把雕版印刷视作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导致印刷术在发展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直接阻碍了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居世界领先达千年之久，何以长期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上?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为什么不能像西方谷腾堡创造铅合金活字那样迅速推广开来?王祯发明的转轮排字架和他开创的转轮排字法，是一次使中国印刷术由手工向机械操纵转化的良好契机，为何非但没有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反倒退化到清代武英殿用字柜盛贮活字式的拣字排版? 为何中国的印刷术一经传入欧洲，就在欧洲得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和对西方的社会变革发挥了如此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它始终是统治者手中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文轻工意识的制约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对此，人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