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手工雕刻与转印复制技术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在中国新石器时期出现、并用于文字符号和图案的刻划、拍印，以及树皮布印花工艺的手工雕刻技术，逐渐由简陋、粗糙的刻划，向复杂、精致、规范的镌刻方向发展。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以前的商殷时期，已用于甲骨文字的雕刻了。到了西周，镌刻技术与古老的冶炼技术相结合，出现和发展了铸造或镌刻文字的青铜器皿。东周迄秦，石刻之风日益盛行，使得这一古老的手工雕刻技术从量和质两方面都得到飞跃性进展，并开印章盖印之先河。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手工雕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创造了机会和条件。秦汉以来的盖印封泥、模印砖瓦，属于手工雕刻应用领域的扩展和转印复制术的广泛应用。至于尔后出现的拓印术和进一步发展了的织物印刷，那实质上已经是雏形中的印刷术了。

一、　甲骨文字的雕刻

    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年前人们写、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以雕刻者为多，往往是先写后刻，雕刻技术较之新石器时期在洞壁、陶器上刻划的文字符号和花纹图案，要精细、娴熟得多了。甲骨文因其将文字刻划在龟甲、兽骨之上而得名；又因其出土在商朝故都“殷”的废墟之中，而名之殷墟文字。这些甲骨文字的雕刻方法，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甲骨文字是先用笔书写，然后再用刻刀沿笔画雕刻；雕刻时，根据需要旋转甲骨；较小的字，因笔画细短，一道笔画用一刀即可刻成，这需要有熟练的雕刻技术；较大的字，每道笔画需刻几刀才能完成，而且刻时要由笔画的外沿入刀，然后剔去中间部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甲骨文字无需先行书写，是直接镌刻上去的。无论直接镌刻，还是先写后刻，现存甲骨文实物上那些轻重疾缓有致，粗细、转折圆润自然、含蓄有力的运笔和清劲秀丽的甲骨书体(图2-10)， 已充分反映出当时运刀和笔的纯熟和精湛的雕刻技术，为手工雕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西周以来金文石刻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文和石刻的兴盛

    手工雕刻技术用于雕刻甲骨文字之后，技艺日趋成熟，并迅即用于金文和刻石。金文和石刻始于商殷而又晚于甲骨文。其中，金文盛行始于周，石刻盛行始于秦。二者，特别是后者，对发展手工雕刻技术、提高手工雕刻技术水平，造就为数众多的雕刻能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历代相传。

    金文是雕刻或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常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现存字数最多的是西周遗物“毛公鼎”(图2-11)，载文五百字。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载文四百六十九字。再次是与中山王鼎同时出土的中山王方壶，载文四百四十八字。各种器物上的文字，多刻或铸在器物的外面，但也不乏铸于器物内壁者，甚至还有的刻或铸在器物的盖、柄、耳子、足、颈之上。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刻或铸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记载战争、盟约、条例、典礼、赏赐、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则多刻有卜名、谥号、氏族名、器物名。现存载文最长的“毛公鼎”全文五百字，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目的在于铸在鼎上，传之长久。又如，公元前八九世纪的“散氏盘”(图2-12)，载有关于当时二诸侯采邑疆界的条款。可见，手工雕刻技术发展到用于刻铸金文，较之甲骨用途更广，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钟鼎彝器等青铜器皿上的文字，有刻有铸，但铸多于刻。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要比刻复杂，难度也大得多。就其制作工艺论之，铸需先制范，而范不仅需要刻，而且刻的是反体字。铸造出来的文字的质量，取决于刻范的好坏。只有范刻得好，范上文字笔画的深浅适度、体式规范，铸出来的文字才能达到预想效果。显然，雕刻深度适宜的反体字，要比雕刻正体字对技术要求严格得多。因此，金文的出现，是手工雕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据此，可以把金文看成是手工雕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是一字一范，由这些单个字范按原文要求拼排在一起，构成全文。公元前七世纪铸成的青铜器《秦公簋》(图2-13)和东周齐国的《齐陈曼??》，就是用单个字范拼排后铸成的。其方法，与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中的拣字排版相似。尤其是《齐陈曼??》一、二两个拓样的下面三字反正不同，而其余诸字完全一致，说明二者原出一范，因下面三字损坏不得不补制字范，排时弄反所致(图2-14)。郭沫若在图下批注说：“二铭除下列三字外实出一范。下列三字，第二器均反书，而◆般逸二字易位。盖范损，下列另铸一模，压时误反也。”这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理应有所启示。有人把它看作活字印刷之先河，是不无道理的。

    刻石，是在石头平面手工雕刻文字或图象的工艺技术。这种技术起源亦古，几与金文同时，秦汉开始盛行，沿用至今。现在能以见到的最早的刻石，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石鼓。此次出土的、载有石刻文字的石鼓共十块。这十块石鼓，大小不一。大者高约90厘米；小者高仅45厘米。周长均在200厘米左右。其形底大顶小，状颇似鼓，故世人称其为石鼓。石鼓四周面上刻有文字，名曰“石鼓文”。石鼓文为大篆书体。各石刻字70左右。十块石鼓，刻字共700字左右。刻石内容，多为当时记功之作。其中有一首是歌颂当时田猎宫囿美好的诗歌，起首四句是“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起先，人们根据石鼓文的书体，认定它是周朝周宣王时期的遗物。后经进一步考证，虽尚无定论，但多认为是战国后期的秦国之物。从这些石鼓上残存的文字，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石刻艺术和石刻原貌(图2-15)。这些石鼓，自唐初出土，辗转至今。其间，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由翰林学士郑余庆置于凤翔府孔庙内，后由凤翔辗转汴京(今开封)、燕京、上海等地，于1958年置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旧箭亭内陈列，至今保存。

    早期刻石，除石鼓外，还有秦刻三方《诅楚文》。这三方《诅楚文》是公元前四世纪末秦惠文王时期的遗物。《诅楚文》的字体为篆书，与石鼓文颇似，因其内容为祈求神祗诅咒当时的敌国楚国的，故名之为《诅楚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东巡立石，以歌颂、传播自己的业绩、功德。自此，刻石之风大兴。在公元前219年─211年的八年间，秦始皇曾在山东的峄山、琅琊台、芝罘，以及浙江的会稽、河北的碣石等地，立石七处。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由李斯陪同巡行全国，又在秦始皇所立七石之上增刻“补记”。刻石内容均为颂扬秦始皇功德之作。刻石文体，现存山东琅琊台石刻之补记为小篆，据说出自秦朝丞相李斯手笔。

    古代刻石，从形体看，秦和秦以前的刻石为圆柱形，谓之“碣”；汉朝以后，形体由圆变长，谓之“碑”。自此，碑刻盛行，迄今近二千年，持续不衰。碑刻较之石碣，需要更多的人工，对手工雕刻技术要求较高，无疑，它对手工雕刻技术的发展必将产生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图2-15　石鼓文

    碑刻内容，随立碑原由及其所需纪念的事件而异。有的记述历史事件；有的记载死者生平；后来更发展为用于镌刻儒家经典，以提供标准范本，防止讹误流传。故而碑刻都比较考究、严谨，对书法和雕刻技术要求较高。汉朝碑刻最赋盛名的是汉灵帝熹平年间镌刻的熹平石经和东汉末三国时期魏明帝正始年间刻制的三体石经。其中尤以熹平石经为最。

    熹平石经的刻制，不仅在手工雕刻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儒家、释道经典镌刻之先河，而且直接导致拓印术的发明，促使雕版印刷日趋成熟和完善。这在中华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引起古今中外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熹平石经的刻制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刻成于汉光和六年(183年)，历时八年。共刻了《易经》、《书经》、《诗经》、《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六经。刻于高一丈、宽四尺的四十六块石碑之上。碑文相传为东汉学者蔡邕亲笔所书，亦有出自多人之手之论者。其文字为当时通用的隶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书体遒劲而雋美，为后人提供了结构优美、气势磅??的隶书典范。当时前往观览、抄写者，“车水马龙，填塞街陌”(图2-16)。

   《三体石经》刻制于三国时期魏正始年间。刻石35块，约十四万七千字。碑高192厘米，宽96厘米。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内容为《尚书》、《春秋》、《左传》三经。因其用三种字体书写，故世人称其为“三体石经”；又因其刻制于魏正始年间，故又有“正始石经”之谓。魏三体石经的刻 制，集中中国文字史上古文、篆书、隶书于一碑，既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字发展已经达到了的水平，又可一览文字演变过程和书法概貌，还为世人提供了三种书体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图2-17)。

    古代刻石，有石碣、石碑、墓志、摩崖之分。其中，文字刻于圆柱形石体之上谓之碣，碣出现较早，前述秦之石鼓即是；文字刻于长方形石板之上谓之碑，碑刻相传数千年，为数众多，用途广泛，熹平石经、三体石经之碑石皆属之；文字刻于石板、砖上而埋于墓穴者，文字内容为墓葬者生平以及需要纪念的内容，谓之墓志；文字刻于山崖壁上，以求传之久远，谓之摩崖。现存不少旅游胜地都有摩崖刻石，如泰山、黄山、五台山，均不乏历代名士佳作。特别在佛教盛行之时，镌刻在名山石壁上的佛像、佛经，更是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河南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为最(图2-18)。同时，摩崖刻石，有文字，也有图像，对手工雕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雕版印刷的成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转印复制术──封泥盖印和砖瓦模印

    对印刷来讲，手工雕刻技术是印刷术中刻版工艺的核心技术，意义重大。但印刷术毕竟不是刻版术。印刷术是包括刻版术在内的、将手工雕刻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从而取得大量复制品的转印复制术。手工雕刻技术成熟之后，转印复制术的发展和成熟则成为印刷术的关键性技术，为印刷术的发明所必不可少的了。客观地讲，转印复制术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树皮布印花术中已见端倪，但于印刷术，秦汉以来盛极一时的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更具实际意义。因此，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在印刷术源流史上，可算是又一个里程碑。

1.印章的盖印和封泥

    印章的起源亦古。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数枚青铜印章，为印章始于商朝的实物证据。印章上的文字，有阴文，也有阳文，随时代及用途而异；印章上的文字的书体，有古文、篆文、隶书、楷书，随时代和主人爱好而别(图2-19)。但有一点是古今中外相通的，即印章作为印信，是用来盖印的，属压印、复制术范畴。正是这种压印复制术的出现和应用，跨上了印刷源流史上的又一个台阶，逼近到印刷术的大门。完善印刷术则指日可待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著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卡特(Tnmoas Fra ncis Carter 1882-1925)博士认为：“印章的盖印乃中国发明印刷术之先河。”从印刷源流上看，是很有道理的。

    用来刻制印章的材料，有金属，有玉石，有象牙，有兽角，但更多的是取之容易、用之不竭的石块，古代印章也不乏刻于陶泥者。现存实物中，除前已述及的商殷时期的青铜阳文印章外，还有在河南洛阳、河北易县、湖南长沙等地出土的周朝印章。这些印章之上，有阳文，也有阴文；有一般古文，也有历史上应用较少的鸟书(图2-20)；还有的刻有兽状图文。于此，可见商周以来中国古代印章之一斑。

    古代的印章，在纸发明以前，虽有用于缣帛之上者，但更多的是用于盖印封泥。自1822年以来，在中国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封泥。这些封泥，最早的出自周朝，最晚的是晋朝遗物，说明盖印封泥这一转印复制术始于西周，终于纸已通行之晋朝。其用途，主要是封存简牍、公文和函件。起封存保密作用。

    封泥的原料是柔软、光滑的粘性泥土，制法为取粘性土进行筛选、过滤、冲洗，制成澄泥浆，然后将稠泥浆贴在捆好书绳的简策的锁口处，在其尚存软性的似干非干之时，用刻好的印章在封泥上盖印(压印，图2-21)，从而留印迹于封泥之上。古代封泥赖其为泥质，虽逾数千年，所封简策均已腐烂无遗，而封泥犹存。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后世研究书史、印刷史、文字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

    模印砖瓦，是包括古陶和封泥在内的、以泥土为材料转印复制文字或图象的重要领域。泥土来源广泛，取之容易，故早于秦汉间已广泛使用。其中，作为宫殿、房屋、坟墓等建筑上使用的砖瓦，更是人们生活中时刻所不能缺少的。这些砖瓦上的文字和图案，都是在烧制之前模仿盖印方式模印上去的。从现存实物来看，模印在砖瓦上的文字，多为与建筑相关的人名、建成日期和吉祥用语。例如，现存实物中有一块制于东汉永平七年(64年)的砖，砖上铭文是“永平七年二月造作”。明确记载了这块砖的制作年代，实际上也是这一建筑物的建筑年代(图2-22)。还有一块砖，砖上印有人和吉语“广汉王，王大吉阳”。与砖铭有所不同的是，建筑用瓦上则多印有图象和图案。瓦为建筑物之飞檐，为美观设计，上面多印有龙虎等各种动物图形。当然，瓦上也不乏与砖铭相似的纪念性文字。例如，汉瓦之上就有“汉并天下”、“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图2-23)等吉祥字样。

    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从技术发展角度讲，对印刷术的发明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盖印封泥用的印章，模印砖瓦用的印模，类似于印刷术中的印版，上面刻有图文，是图文转印的基础；盖印和模印采用了转印复制术中的压印术，是取得印迹和大量复制品──封泥和砖瓦──的方法和手段。因此，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于完善印刷术这一发明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作为印刷之源的手工雕刻技术 ，从新石器时期印纹陶的雕刻和拍印算起，历经商朝的甲骨刻辞，以及西周以来的钟鼎铭文、玺印碑刻等长达数千年的实践和探索，使得手工雕刻技术日益成熟，刻工技艺娴熟精炼，达到了用于印刷术中印版雕刻的技术水平。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则为印刷术中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从而获取大量复制品的转印复制术之先驱。二者为印刷术技术基础之基石，为完善印刷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